刘备于公元221年在成都建立蜀国,两年后去世。后主刘禅于公元223年继位,在位41年,为三国时期在位最长的帝王。众所周知,刘禅并无大的本事,其在位之所以这么长久,是因为前有诸葛亮,后有蒋琬、费祎、董允等贤臣先后执掌蜀国政务。《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指出“: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董)允为四相。一号‘四英’。”
    
    诸葛亮之后继任者蒋琬
    
    《三国志·蜀书·蒋琬传》云“: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也。”东汉时,湘乡县属零陵郡管辖,在今湖南。
    
    蒋琬自幼即勤学好读,博览群书。20岁时,即以才学闻名于郡县。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占据荆州,蒋琬到了刘备部下。建安十六年十二月,蒋琬以州书佐随刘备入川,任广都(今四川双流)长。蒋琬考虑到蜀中战乱初平,民心思安,便实行“无为而治”“,予民休养生息”。一次,益州牧刘备突然来到广都视察,正碰上蒋琬在喝酒,误认为他不理政事,一怒之下,欲治死罪。军师将军诸葛亮为蒋琬说情,说他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要刘备“重加察之”。刘备于是只撤了蒋琬的职务,但不久又委任他担任什邡(今四川什邡)县令。刘备称汉中王后,升蒋琬为尚书郎。
    
    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刘备去世,刘禅即位,诸葛亮以丞相主持朝政,选定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掾。在任东曹掾期间,蒋琬举贤荐能,任人唯贤。建兴五年(227年)蒋琬迁为参军。诸葛亮伐魏进驻汉中,蒋琬与长史张裔留在成都统管府事。三年后,蒋琬代张裔为丞相长史,加抚军将军。每逢诸葛亮出征,蒋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深得诸葛亮赞赏,说“: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并密表后主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蒋)琬。”
    
    建兴十二年(234年)八月,诸葛亮出斜谷,屯田于武功,想在渭南久驻,不幸病逝于五丈原。蒋琬代诸葛亮执政,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成为继诸葛亮之后总揽蜀汉军政大权辅佐后主的首要人物。延熙元年(238年)十二月,蒋琬受诏进驻汉中;次年三月,复加拜大司马。以后,蒋琬以主帅身份,统驭蜀军,屯兵边地,垦殖自给,养精蓄锐,伺机伐魏。
    
    蒋琬为政遵循诸葛亮遗风,明察善断,循法治国,不喜阿谀,不听谗毁,故群臣悦服,乐于效命。
    
    掌管军吏的杨戏为人坦诚直爽,与人言谈时,从不随声附和,更不肯信口予以褒贬;蒋琬有时与他谈话,亦常常不予理睬。蒋琬问侍卫单镐“:我自执政至今,在治理国政、整军肃伍方面有何不周?府中属官有何议论?”单镐答道“:大司马日理万机,功高盖世,众人皆服,只是您对属官太宽容了。”并举例说“:您身为大司马,位崇言尊,连后主也要谦让几分,而府中杨戏官不大,架子却不小,竟然连您讲话也爱理不理。对这种傲慢无礼之官,若不治罪,岂不过于宽容?”蒋琬听到此话,心中坦然,耐心地解释说“:人们的思想就好像人们的面孔不同一样,不要当面顺从,背后又说相反的话,这是古人所告诫的。至于杨戏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他从不违心地恭维别人,我说的话,也不可能句句在理。杨戏要赞许我吧,又不是他的本心;要反对我吧,又宣扬了我的错误,所以他就默默不语了。而我正是从他不理我言之中觉察到自己不足之处,这有何不好呢?为何要治他的罪呢?”单镐见大司马有如此雅量,感动地说“:丞相真是虚怀若谷,雅量过人!”
    
    事隔不久,府中督农官杨敏私下说蒋琬“作事愦愦(昏乱糊涂),诚非及前人”。有人将这话汇报给蒋琬。主管法纪的管员请求对杨敏追究治罪,蒋琬不同意,说“:我实在不如前人,没有什么罪可以追究他的。”并叹道“:普天下人,皆知前丞相诸葛亮神
    武赫然,威震八方,功盖宏宇,我怎能及他?我本无丞相之能,却任丞相之职,身居如此高位,怎么会没有处事不当之时?而处事不当,那自然就是糊涂了。”后来,杨敏因犯法坐了监牢,蒋琬则出于公心,对他从轻发落。蒋琬说“:敢于直言参政的人,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蒋琬豁达大度,秉公执法,责己从严,责人从宽的高雅品德,赢得了文武百官的敬重、民众的爱戴,从而取得了政通人和“,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的政绩。
    
    蒋琬任丞相后,冷静地分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认为蜀汉在军力上不如曹魏;在国力上,曹魏“跨带九州”,而蜀汉在关羽丢失荆州和刘备夷陵惨败后,元气大伤,仅有益州一地。他向后主提出与前丞相诸葛亮迥然不同的治国方略和军事战略,改“以攻为守”为“以守为攻”,把军队布置在蜀魏边境,进行屯垦,让军民得到一个较长时期的“息民休士”机会,以巩固汉中根据地,到时候再图北伐。蒋琬的治国策略,得到后主刘禅的应允。蜀汉从此节省了巨额军费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变了过去因连年北上伐魏而“无岁不征”,人民“苦其役调”“,益州疲弊”的状况。
    
    蒋琬后来感到身心交瘁,精力不支,便主动提出让贤。后主遂听从他的意见,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实行“和胡抚羌”的民族政策,使凉州人附蜀反魏;任命王平为镇北大将军,凭据秦岭天险阻击曹魏来犯。延熙六年(243年),蒋琬退居涪县后,让“雅性谦素”“、识悟过人”的费祎接替自己任大将军录尚书事。由于蒋琬生前及时选定接班人,妥善地移交军政大权,所以在他逝世后保持了蜀汉政权的稳定。从客观实际进行研究,可以认定蒋琬“固蜀”、“富蜀”的贡献远胜于诸葛丞相,可惜《三国演义》的作者将其疏略和淡化了。
    
    蒋琬于延熙九年(246年)十一月病卒于涪县。后主刘禅褒以谥号“恭”,于是世人皆尊称其为“蒋恭侯”。
    
    魏国镇西将军钟会,对蒋琬为人极表钦佩与爱慕。公元263年,钟会率兵打到汉城,曾给蒋琬之子蒋斌一封书信,表示“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当洒扫坟茔,奉祠致敬。愿告其所在”。蒋斌回信说:“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县,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迈,乃欲屈驾修敬坟墓。视予犹父,颜子之仁也。”钟会到涪县后,祭蒋琬之庙,并找到蒋琬坟墓,行三跪九叩礼,令军士不得于蒋琬墓左右放牧樵采。
    
    与蒋琬齐名的费祎
    
    费祎字文伟,江夏(今河南信阳市罗山县)人,自小父母双亡,因族父与刘璋能攀上几分亲戚,随同族父入益州求学;时恰逢刘备平蜀,于是入仕蜀汉政权,自太子舍人、庶人、黄门侍郎而至益州刺史、尚书令、大司马、大将军等要职,兢兢业业辅佐刘氏两代君王数十年,在军事、国政上皆有建树,更是少数几个追有谥号的文臣之一。
    
    费祎气度过人。年轻时他与许叔龙、董允齐名,但时人议论他比董允要强许多。他敢于坐着简陋的后鹿车去参加有包括诸葛亮在内的诸贵人悉集的丧礼,却神色自若。
    
    费祎是个能言善辩的外交家。他多次出使东吴,圆满地完成了恢复和巩固吴蜀联盟的任务。孙权性格“滑稽”,好嘲弄人。他常常乘着酒性对费祎问以国事,或论及一些当时世务“,论难锋至”。而费祎面对孙权给他出的难题,总是“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不仅对费祎身上所显示的这种不卑不亢的外交才干“,甚器之”,并且预见到费祎将会成为蜀汉的股肱之臣,因对费祎说“: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当孙权把自己常佩的一把宝刀赠给费祎时,费祎称谢说“:臣以不才,何堪受此嘉赏?刀原本是用来讨伐反叛、禁止乱逆的,但愿大王勉建功业,和我们一起同兴汉室。臣虽愚弱,绝不会辜负大王同盟相待之意。”
    
    诸葛亮十分器重费祎。诸葛亮南征回来,群臣于数十里相迎。他却专门拉了年轻的费祎上车,给足了面子。北伐时,费祎随诸葛亮出征。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说“: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郭)攸之、(费)祎、(董)允之任也。”北伐中,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二人均是很有能力之人,可是二人常闹矛盾,水火不容,费祎多次调和,表现出善于驭人用人的素质。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时,遗令杨仪、费祎、姜维退军,而魏延不从。费祎协助杨仪,诛杀魏延,保证了蜀军的安全撤退。可是,杨仪因未能主政而说出“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这样大逆不道之语时,费祎立即“密表其言”,将杨仪废为民。
    
    诸葛亮临终时向后主密表,推蒋琬继任蜀政,蒋琬之后则为费祎。后主尊重诸葛亮意见,之后几年中,实际上形成了蒋琬、费祎共同执政的局面。诸葛亮的这种安排,可以说大有深意。蒋琬为政清静,以安民为主,是一个守成之才。诸葛亮选蒋琬继任,是为了充分积蓄国力。而费祎恰恰相反,是一个才能很高非常会办事的人,诸葛亮让他继蒋琬之后,就是想让他建功立业。先蒋而后费,等于就是厚积而薄发。费祎与蒋琬的合作,一直非常融洽,可以说没有辜负诸葛亮的期望。
    
    费祎“识悟过人”,看文件时只要用眼睛很快溜一遍就可以知道文件的主要内容,速度比别人快得多,而且过目不忘。他只用早晨和傍晚的时间处理政务,其余的时间都用来接见来宾、吃饭和休闲。他很喜欢下围棋,玩的时候痛痛快快地玩,工作的时候效率也很高。另一位同样受诸葛亮赏识的大臣董允,曾经代费祎做了一段时间的尚书令,他也想学学费祎轻松处理政务的样子,但不过十来天的时候就出了差错。董允十分感叹地说“:人与人的才干和能力相差得这么悬殊,费祎的才干是我所赶不上的。我把一整天的时间都用来处理政务,还是觉得顾不过。”
    
    其实,董允只是学了费祎下围棋的“样子”,而没有真正理解其下围棋的真谛。费祎下棋看似在玩乐,实则在棋盘上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思考着战争中可能会用到的奇谋良策。
    
    延熙七年(244年),魏国大军攻蜀,在兴势(今陕西洋县)驻扎宿营。费祎正准备率兵迎击敌人,大夫来敏前来饯行,希望与费祎下盘围棋。费祎爽快答应了。来敏专捡那激烈复杂,变化难以看清的下法,并且招招都是强手。而费祎神色镇定,防守得法,且暗藏杀机,不失分寸。来敏见无隙可乘,且棋势露出多处破绽,于是推盘认输。他恭贺费祎“:大战在即,我所以要求和你对弈,其实是要看看你的胸襟气度。现在我相信,你是抵御敌人的最好人选。”果然,费祎到前线后,坚壁清野,凭险固守,使魏军久攻不下,不得已全线撤退。
    
    在伐魏这件事上,费祎和蒋琬差不多是一样的态度,都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如诸葛亮;诸葛亮都干不成的事情,大家最好不要接着干。所以,在他执政时,经常对坚持伐魏的姜维加以限制,给姜维的兵不超过一万人。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使蒋琬创造的和平稳定时期多延续了一段时期。
    
    费祎当国功名,大致与蒋琬相仿佛,虽经常不在成都,但军国大事,庆赏刑罚,都需经过他们的同意,然后始能颁布施行。费祎性格“宽济而博爱”,这很能得众心,是其优点;但是疏于防范,也是欠缺。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与僚属举行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趁费祎“欢饮沈醉”而刺杀了他。三国后期的一代名臣,就这样死了。
    
    《祎别传》说: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陈寿在《三国志·蜀书》中说他“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故在他去世后,后主以“敬”作为他的谥号。
    
    费祎的得力助手董允
    
    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市)人,为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诸葛亮对董和十分欣赏。他在《群下教》中说,董和在自己身边工作七年,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哪怕跑上十趟也在所不辞。诸葛亮因此说:倘若大家都能够像董和那样殷勤,尽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史书记载,董和居官食禄“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担)石之财”。
    
    董允幼承庭训,学养与人品均极好。刘备健在时,便任命董允为太子舍人及太子洗马。后主刘禅继位后,命董允为黄门侍郎。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准备北代,进驻汉中,担忧后主年幼,分不清贤臣与小人,在著名的《出师表》中向后主慎重建言:“后宫之事,事无大小”,都要征求董允、郭攸之和费祎的意见。诸葛亮特别强调,若三人没有“兴德之言”,便将他们废掉,以责其慢“,以彰其咎”。实际上,郭攸之是个好好先生,不太坚持自己的意见;费祎则不久就去了汉中大营,做了诸葛丞相的参军,剩下来在后主身边立“兴德之言”的就只有董允了。而事实上,董允对后主可以说是“甚尽匡救之理”。他公正严明,协助后主摒除奸邪。他升任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后,统率亲卫兵,负责宫室安全。
    
    年轻的后主喜欢拈花惹草,打算广采民间美女以充后宫。众人皆不敢言,只有董允当庭直陈“:自古以来,天子的后妃之数不过十二,如今你已是嫔嫱满室,不宜再增。”后主居然低下架子要董允通融。董允义正词严,丝毫不让,遂使后主不得不打消念头。
    
    诸葛亮去世后,尚书令蒋琬领益州刺史。他上疏后主,提出要对费祎、董允加以提拔重用,说董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宜赐爵土以褒勋劳”。董允认为自己并无大功,多次推辞不受。董允为人厚道,勤于政事,礼贤下士,史书说他曾为了接见“年少官微”的董恢而放弃了已准备好的重要游宴。
    
    后主渐渐长大,侍奉宦官黄皓善于逢迎。后主很宠爱他,欲加以重用。董允深知黄皓为人奸诈,屡次当面斥责黄皓心术不正,反对对黄皓的重用。有董允这样一身正气的诤臣在,黄皓也不敢过分胡作非为;而且在董允去世之前,后主也始终未敢对黄皓进行重用。后者不过是个黄门丞而已。
    
    延熙六年(243年),董充被加封为“辅国大将军;翌年,又以侍中守尚书令,成为大将军费祎的助手。延熙九年,董允因病去世。
    
    董允病逝后,陈祗代他为侍中。陈祗对后主曲意顺从,深得宠信。黄皓投其所好,两个人内外勾结,狼狈为奸,开始干预朝政。陈祗死后,黄皓开始驾御后主,为所欲为。他利用手中的权势无所顾忌地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欺压那些不屈服和不附和的大臣们。蜀汉政治于是逐渐腐败。蜀人此时无不怀念董允。